“到了四月，非洲国家的街道上可能到处都是尸体。”梅琳达·盖茨曾对CNN如是说道。
作为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梅琳达多年来为非洲国家的水资源、卫生、传染病防治等项目奔走，对这片土地颇为了解。
她的表态也代表了疫情初期多数公共卫生专家和舆论对非洲的预判。普遍的贫穷、卫生条件简陋、医疗系统脆弱，似乎难免会成为疫情在非洲大流行的催化剂。WHO为此忧心忡忡，联合国也曾火急火燎地为非洲筹措医药物资。
但事情好像没那么糟。
截至7月13日，非洲新冠确诊病例总数超过59万，死亡13246人，数字与伊朗一国新冠死亡总数13032人持平。南非一国近29万的确诊数占到了非洲确诊病例数的约一半，但在撒哈拉以南的50多个国家，尤其是岛国和人口较少的国家，确诊和死亡人数并未达到爆发的程度，有些已经多月没有新增病例，确诊总数尚未破百。
“迄今为止，非洲没有出现爆发性的大量死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玛希迪索·莫埃提说道。
本来手握一副烂牌的非洲，逆风翻盘了吗？
穷有穷的活法
记者兼人类社会学家英格丽·格尔卡玛，至今仍对3月初的那次南苏丹之旅，印象深刻。
即便是后来成为疫情重灾区的意大利，在当时也只有千余例新冠病例，南苏丹更是尚未发现任何确诊。彼时的南苏丹，刚经历了内战重创，80%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一波又一波的埃博拉疫情搅得该国难有安宁之日。
但当格尔卡玛的航班降落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机场时，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套纹丝不乱的检疫流程：她被政府卫生官员带到了一个集装箱大小的单独检查区域，检查人员测了她的体温，记录下她的酒店地址和她的本地电话号码，并询问了她过往的旅行经历和健康问题等。
格尔卡玛向《纽约客》杂志回忆道，她看到机场的墙上张贴着新冠病毒的防疫海报，上面介绍了相关症状和预防方法。工作人员把她带到了海报和标语下面，将上面印的全国新冠病毒热线指给她看，告诉她，一旦有相关症状立即打这个电话。
作为曾经在埃博拉疫情期间驻扎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的记者，格尔卡玛深知，这一套流程本是南苏丹为了埃博拉病毒而设，但她没想到，该国可以这么迅速高效地将这些公共卫生设施转化为新冠病毒防治的新模板。而在她3月19日离开南苏丹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隔离到达机场的旅客了。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当格尔卡玛飞离南苏丹后途径该城市时，机场没有任何人测她的体温或询问她的旅行记录，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没有人告诉我要隔离，我主动隔离完全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常识。”格尔卡玛说道。
格尔卡玛在南苏丹机场的一小段经历，折射的是非洲大陆整体的应对态度：对传染病并不陌生的政府反应迅速，早早开始重视疫情，果断行动而不是斟酌权宜之计，致力于以较低的成本摸索出高效的抗疫方法。
和南苏丹一样，多个嗅觉灵敏的非洲国家，窥见疫情的零星苗头时已经开始行动，包括封锁、关闭边界和宵禁。“似乎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在疫情初期，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就做对了事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恩肯加松说道。
卢旺达发现首例确诊后五天，停飞商业航班，又过了两天，该国宣布进入封锁状态。到4月底，该国卫生工作者已经对2万多人进行了测试，并进行了两次随机社区调查。彼时，欧美等国仍停留在只测试有症状人群的阶段。
发现首例病例的第一个月，卢旺达的病例增长到了134例，但在人口规模与之持平的比利时，第一个月，病例暴涨到了7400例。目前，比利时确诊总数62707例，死亡人数9787例，而卢旺达一共确诊1337人，死亡仅4例。
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在发现首例确诊后，进行了积极的密切接触者追踪，投入大量资源完成相关人员的隔离工作。5月初，乌干达完成了首次快速评估调查，他们随机抽样了2万人。进行检测，只发现了两个新的本地病例，阳性率仅为0.1%。
埃塞俄比亚则在短短三周内完成了对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民挨家挨户的“门到门调查”，记录了其500万居民的症状和出行历史，并对有症状人群完成了检测。南非、喀麦隆，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也采取了这种“门到门调查”。
即便如今已成为疫情爆发核心区域，但南非早期的防疫工作也开展得非常迅捷。他们在发现零星几例确诊后就对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关闭了边界，3月中旬关闭学校，3月23日关闭国界，当时该国的确诊病例将将过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南非出动了3万名社区志愿者检测了该国15%的人口（超过860万人），平均每千人只发现了两个阳性患者。
事实上，该国暴发疫情的时间点集中在6月初，因为长时间封锁让该国经济不堪重负，解封后才引起了疫情大规模传播。
3000万的加纳人口约为意大利的一半，但加纳139例的新冠死亡人数是意大利的1/250左右，该国独辟蹊径运用的“池检测技术”（pool testing）尤其让WHO和欧美等国都动了“抄作业”的心思。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传染病专家阿迈什·阿达尔亚介绍道，“池检测”是一种将大量测试对象的样本汇总，进行一次性检测的方法。
“一旦检测出哪批样本呈阳性，可以将阳性样本池再重新进行采样，分成更小的组，进行第二阶段的检测，就这样逐步确定确诊范围。”阿达尔亚介绍道，“这种检测方法可以迅速排除大量阴性患者，比逐人进行检测要高效很多，而且会大大减少检测次数，节省成本，减轻实验室的负担。”
加纳的防疫智慧，是很多财力有限、资源吃紧的非洲国家选择走的路。他们没有和发达国家一样，与病毒拼医疗设备、收治能力和检测能力，而是想方设法以最小的代价避免最大的损失。毕竟，根据WHO的数据，非洲大陆每千人只有2.2名卫生工作者和0.3名医生。
南非同样找到了不少“穷治”的办法：西开普省的医院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给病人连接昂贵的呼吸机到给病人插管以低成本供给氧气的转变，这是南非的医护人员从早期不少国家供氧的错误和教训中学到的新方法。
此次疫情同样让世人看到了非洲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一面。例如，加纳巧思，用自动滑索无人机将检测样本带到测试地点，避免人力浪费和感染风险，这个办法后来被美国学了去；卢瓦达移动支付十分普及，这大大减少了现金传播病毒的风险，卢旺达政府还免去了市民移动支付的交易费。
非洲多国已经长时间无新增，但时至今日，没有非洲国家宣布“击败病毒”。“病毒在变化，我们只能谨慎地说，我们有了一些好消息，过度自信会带来危险。”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席约翰·恩肯加松说道。
名不符实的胜利？
非洲的良性抗疫模式引发了世界的注意，WHO从一开始的忧心忡忡，到如今变成了谨慎乐观，欧美等国政府也开始研究起非洲国家总结出的一些抗疫良方。
但也有一些观点对这种成功表达了质疑，尤其是新冠数据的准确性方面，不少专业人士提出，非洲的检测量和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病例数少是不是因为没有检测出来？
美联社7月8日的报道指出，目前很多非洲国家的大多数检测都集中在首都和城市区域，但是一些地方疫情已经传播到乡村。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卡诺市（Kano），就出现了无法解释的死亡人数上升，该国卫生部长最近承认，四月份一半以上的无法解释的死亡，其原因是新冠病毒。
但世卫组织官员表示，仍没有证据表明非洲的重症病例呈现过指数级增长。
而“健康伙伴”的首席医疗官乔伊亚·穆克吉认为，一些非洲国家尚未达到爆发阶段，不需要等到像欧美等国一样进行大规模检测才能估计出疫情规模，这些国家随机检测中极低的阳性率，已经可以说明他们控制好了疫情的传播：“阳性率比原始检测数量更能说明问题。”穆克吉说道。
除此之外，国家封锁也是埋在非洲大陆上的另一颗定时炸弹，这枚炸弹已经在南非提前炸响：尽管在6月之前，南非将疫情控制得较好，但长期封锁已经让市区冲突频发，百姓饥寒交迫，但六月初一解封，疫情迅速水涨船高。
这同样扼住了诸多国家的命门。长时间的封锁让一些贫穷的国家根本承受不起，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被迫解封，届时面临的困境，也许和南非一般无二。
好在，从头到尾，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人，都秉持了对疫情和科学的谦卑和谨慎，困难不断涌现，但非洲人民，未必就会缺乏应对困难的智慧。
